多年来学术界反复呼吁的学术批评，去岁以来终于有了若干实绩。一些报刊上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多了起来，我的挚友、书评家杨玉圣先生还编了一本反映几十年来学术批评的书，荟萃了一批著名学者的学术批评文章，为学术批评提供了式范。可以预见，学术批评与世纪末的反思心理相呼应，将使’98的学术批评呈现热闹景象。
学术批评复兴的背景，我想不外两个：一是十余年来学术界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，一些人心态浮躁，治学有欠谨严，留下了一些“学术垃圾”或“文化垃圾”，若不予以批评，必将贻误后学。二是国泰民安，法制日趋健全，基于学术讨论的批评不再有被乱扣“帽子”之虞，所以一些正直的学者对“垃圾”起而攻之，声音由弱而强，阵容由小而大，终于有了不少胜绩。比如争论旷日持久、最终由法庭裁决的王同亿辞典抄袭案，就让学人长吁一口气，并受到极大的鼓舞。由是观之，批评之风趋盛便是情理之中的了。
但我国的学术批评之路仍是曲曲折折的，许多涉及学术规范、学术道德及科研管理的问题，至今还未有相对统一的认识，给学术批评的开展留下了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。当然，这些障碍只能随着批评与反批评的深入开展而逐步消解。近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批评文章，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期待的相关问题的解决———
《历史研究》今年第一期刊发的《是学术创新，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？———评杨子慧主编＜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＞》一文，对长达370万字、由“中国社科院院长基金”和“中国社科院出版基金”资助的“中国社科院‘八五’重点科研项目成果”，下了从“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”、是“基本失败的课题”的结论。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社科院的重点项目中几乎是绝无仅有、史无前例的。批评文章的作者署的是本名：葛剑雄、曹树基。有关媒体认为，不论该文引发的争论将有多大，葛、曹在以史料为基础的长篇书评中表现出的学养、严谨以及署以本名的作法，都是令人击节的。
另一篇批评文章的批评对象是王振忠博士所著的《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》（下称《灾害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）。这篇题为《不能为出书而出书》（下称《不能》）的批评文章刊发于同样著名的学术刊物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，其不同点则颇值得一说：
一是有几分武断。比如《不能》开篇的第一段，有“福厦间学术界同仁都表失望”一语。而仅就我忙里偷闲所看到的，就有福厦两位学者对《灾害》分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此外，尚有几位学者请我代购《灾害》一书，认为是一本难得的好书。可以说，在读到《不能》之前，我所接触的学术界同仁，无不对《灾害》给予充分的肯定。
二是言语间火药味过浓，如“……能蒙骗专家之外的读者……但是难逃内行法眼”等等。这就多少失去了几分学者的儒雅之风。
三是论据不足。《不能》一文论述最多的，是《灾害》“抄袭”了一些前人的学术成果，尤其是徐晓望先生在相同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。而其中的主要论据，是指摘《灾害》抄袭徐著征引过的一些史料。学历史的或对历史研究方法略有所知的人，大概都不会把资料的相同或相似看成是“抄袭”。我想连徐晓望先生也是不会赞同这一观点的。笔者曾按《不能》一文所指之点，翻检《灾害》及徐文，看不出有什么“抄袭”之嫌。笔者还了解了王振忠博士在省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的情况，确如《灾害》后记所言，他在近10年间，每次返乡均泡在省图书馆，连春节也不例外。如是观之，就不是《不能》所指责的“为出书而写书”了。
《不能》刊发后，海内外学术界亦有较大反响。据称，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将以同等篇幅给王振忠博士以反批评的机会，这无疑是对学术公平的基本原则的尊重。笔者认为，批评还是赞扬并不重要，甚至批评的对与错也不是十分重要的。重要的是我们对学术采取何样的态度。无疑地，批评应当是学术化的、有学理背景的、和平友善的问题讨论，应该公允客观，甚至应该带有几分对学术的虔诚。上述两篇学术批评文章所引发的讨论刚刚开始，我希望它能够深入，能有一批秉持学术精神的学者介入这一讨论，就学术规范、学术批评的原则与方法各抒己见，使走过曲折道路的中国学术批评，在世纪之交得到重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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